【报讯】2006年6月26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分组审议律师法修订草案，发言摘登如下： 
    刘鹤章委员说，草案第32条、第33条、第34条解决律师的权利问题，但是第32条说的是“可以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第33条是“有权查阅”，为什么不统一一下？既然律师有这个权利，说“可以”，反过来说就是也可能“不可以”，我认为应该统一起来“有权”。不要用“可以”。第36条是“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已明确了不受法律追究的言论，没有必要再提“……的言论除外”，要写也应在第6章法律责任中，但要有一个前提，即如果发表了这些言论，不听法官的制止，就要追究法律责任。这一条第3款，“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依法决定拘留、逮捕的……”，在诉讼活动中拘留、逮捕与人民法院好像没有关系，建议改为“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决定拘留、逮捕的，拘留、逮捕机关应……”。 
    丛斌委员说，第一，草案第32条，“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我建议前面加上一句“不被派员监视、监听”。为什么加上这句话？因为我们现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尤其是经过侦查部门的第一次询问后，我们是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但是必须要派侦查人员跟着。有的时候侦查人员在会见地点的时候，犯罪嫌疑人不敢讲真心话，他在心里上有一定的压力。我们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希望犯罪嫌疑人能够说出真心话，讲出犯罪过程，以便为其做合理辩护。第二，草案第33条，“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作为支持指控的所有材料。”建议加上“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当允许”。不能光规定可以摘抄、有权查抄，这里给的是律师的权利，但在执业过程中，往往是你有这个权，但检察院、法院就不让你查，就是实现不了。既然想让律师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其权利，就要加上“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当允许”这样的规定。第三，草案第34条，指的是律师取证的问题，这里有一个文字上的问题。“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律师事务有关的情况”，建议“或者”的“者”应该去掉，就是在法律条文中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用词。即“可以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物有关的情况”，建议后面加上一句“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为什么加上一句？因为在实际中，律师有权向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但是人家就不配合，你做了半天的思想工作，人家也不帮你，就造成了影响案件事实情况的矛盾，因此建议加上“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予以配合”。第四，草案第38条，这是律师执业规避制度。“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国际上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但我认为根据我国国情，建议加一个限定条件，就是“不得以律师的名义，代理与本人或者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因为父母可以为子女做辩护人、代理人，子女也可以为父母做辩护人、代理人，亲属之间也可以做，因此我们法律上也不应限制律师以普通公民身份为近亲属做辩护人、代理人。第五，草案第40条，“曾经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2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现在的情况是，检察官、法官的近亲属在其辖区做律师职业的情况比较多，老百姓反映这一问题比较强烈，这一做法有损于法律的公平，因此我建议这次修改律师法加一个限定条款，加在第40条后面，即“法官、检察官的近亲属律师不能在同一辖区执业”。 
    韩荣华(全国人大代表)说，提一个具体建议，草案第33条，“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作为支持指控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后建议加上一句“办案单位应积极予以支持配合”。现在法院受理的案件特别多，律师去查阅资料的时候，法院有时候借口忙不是很支持，会延误一些事情，所以，应该给予一个强调。 
    陶驷驹委员说，草案第36条第3款：“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依法决定拘留、逮捕的”，用语不准确，公安机关没有决定逮捕的权力，人民检察院是批准逮捕，建议调整。 
    祝铭山委员说，关于律师豁免权的问题，即第36条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过去的律师，特别是对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心有余悸，因为社会上长期以来有一种偏见，认为律师就是站在坏人的立场上为犯罪分子辩护的，甚至发生过这样的个案，就是律师在法庭上辩护后，一出法庭门就被抓走了。这次在律师法修订时确定了一个原则，法庭上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当然，也有例外，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故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例外。关于律师保密义务。律师当然要保守国家机密、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这没有问题。现在增加一句话“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不愿泄露的其他情况和信息，也应当予以保密”，这句话是有意义的。律师可能知道委托人很多情况，甚至知道委托人其他的违法犯罪的情况，但是由于存在委托关系，当事人与律师有诚信关系，不能要求律师向政法部门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当然也有例外。 
    叶如棠委员说，律师法修改得很好，但个别条款表述还需要再斟酌。草案第36条第2款，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这里讲了三种情况，我的疑问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这个提法写在法律上好不好？泄漏国家机密可以算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除了泄漏国家机密以外，还有什么是通过言论能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么写前提是不是大了一些？势必引伸出一个“言论罪”，可能会在国内外产生不好的影响。如果改写为“泄露国家机密”，就比较好把握一些。相应的在草案第48条中第8、9款就可以合并了。 
    奉恒高委员说，草案第40条，曾经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法院、检察院离任两年内不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这条款中对“两年”的规定，我觉得值得研究。因法官、检察官虽离岗两年，但担任审理案件的法官、检察官几乎都是他们的老同事甚至老部下。据一些案子的当事人提供，现在一些案件的审理，都是一些老法官内部操作的。所以，从公平、公正司法来说，这个年限规定要好好研究。而且，要规定必须是异地执业。 
    庄公惠委员说，不少法律工作者向我反映，在1997年律师暂行条例中，对首次取得执业证的律师，有宣誓的条款，而且由律师协会统一组织，后来删掉了。他们觉得，现在律师的职责是很明确的，他们要维护公平和正义，要忠于宪法，忠于法律，宣誓程序还是应该恢复，这是向同事和社会表达他尽责的决心和接受各方面监督的态度。随着诚信社会的建设，宣誓仪式的作用应该是越来越大的，而不能说只是一种形式。律师忠于法律、忠于宪法，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他们公正的形象、他们诚信的自我要求，应该被社会所接受、理解和监督。 
    张余庆(全国人大代表)说，建议设置律师权利的救济程序。事实证明，没有救济程序作保障的权利，不为权利。当前律师执业环境艰难，许多应当享有的权利难以实现，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律师法没有规定律师权利的救济程序，当律师权利受到侵犯时，救济无门，投诉无路，这是立法上的一个明显不足。比如，老板欠薪，员工可以申请仲裁或进行民事诉讼。但当律师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批准时，去找谁解决呢？无人可找，无路可走。只有在法律上设立律师权利救济程序，困扰中国律师长达10年之久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的老大难，方能根治，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律师的执业环境。建议修改草案第27条第3项。“犯罪嫌疑人”的概念只在特定的审查，起诉阶段使用，审判阶段则使用“被告人”的概念，而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等律师工作则贯穿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再者，律师接受指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务现在已经不限于审判阶段，所以建议修改为“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接受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人民法院的指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担任代理人、辩护人、接受……参加诉讼”。建议修改草案第36条有关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的规定。这一条的第2款是新增的内容，是具体的言论保护条款，即“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这一款的前半部分是很好的，但后半部分所列的三个除外，显然是多余的，它不仅是对律师的要求，也是对公民的要求。这使我想起了代表法也有类似的规定，第29条，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后面没有除外内容的规定。所以建议删除三个除外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