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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双方外国人且在境外办理结婚登记,诉讼离婚时内地法院是否有管辖权?

发表日期:2020年3月17日   文章来源:《离婚自助一本通》    作者:王秀全 郭万华
 

典型案例一

20157月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原告张荣兆与被告梁静离婚纠纷一案。张荣兆与梁静均为香港居民。

张荣兆诉称,其与梁静于××××年××月××日在香港登记结婚。双方曾于××××年××月××日生育一子,××××年××月××日生育一女。双方结婚初期感情尚好,但自2008年起感情出现裂痕,虽经多次沟通仍无好转。2008年6月,梁静因双方感情不和搬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农展南路京达花园J9幢10层C号的家中,双方感情彻底破裂。2010年12月6日,张荣兆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2011年2月17日,梁静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于2011年4月12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出管辖异议。2011年6月9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本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审理较为适宜为由作出裁定,驳回张荣兆起诉。2011年7月2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裁定。2011年9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作出裁决,张荣兆称该裁决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缺乏司法管辖权为由驳回了梁静的离婚呈请。自2011年9月至今又近四年,双方感情仍未好转,且各自离婚意愿明确。故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判令双方所生子女由张荣兆自行抚养。

张荣兆起诉后,梁静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被告的经常居住地在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北京市朝阳区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应由梁静经常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梁静提交的日期为2015年7月28日的《居住证明》,显示其在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海湾花园65号别墅已连续居住满一年,上述《居住证明》确认梁静身份信息依据的是香港居民身份证号码。根据张荣兆提交的裁判文书、上诉状、梁静的身份信息均为梁静作为当事人的多个案件,法院均是以香港居民身份确认其身份的;且张荣兆表示本案中其起诉的是香港居民身份证的“梁静”,故《居住证明》以香港居民身份证为梁静出具证明,应具有证明其经常居住地在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的效力。梁静举证证明其经常居住地在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故对梁静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予以支持,本案应由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审理。于2016年8月25日裁定:本案移送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审理。

2018年7月1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本案为离婚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案应由梁静的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虽然梁静提供了珠海市公安局九州港派出所等出具的《居住证明》,用以证明其于2012年2月1日至2015年7月28日在珠海市香洲区连续居住。但该期间内法院审理并作出的(2010)朝民初字第06188号民事判决书、(2011)二中民初字第11397号民事判决书、(2013)高民终字第00607号民事裁定书、(2015)三中民特字第06851号民事裁定书等生效法律文书,均列明当事人梁静作为原告的居住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双方当事人对此亦未提出异议。当事人住所地信息属于法院审查的内容之一,本案应当以该生效裁判文书的内容确定管辖。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定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集中管辖珠海市辖区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批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管辖不当”为由,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为离婚纠纷,双方当事人均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均有住所,内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应由梁静的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关于梁静的经常居住地是北京市朝阳区还是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的问题。从梁静提交的三份分别由物业公司、派出所以及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居住证明》及张荣兆提交的载明梁静居住地址的生效裁判文书等材料看,《居住证明》的证明力明显优于生效裁判文书载明的梁静居住地址的证明力,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据此确认梁静的经常居住地为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并无不当。鉴于梁静经常居住地为广东省珠海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定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集中管辖珠海市辖区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批复》的规定,珠海市辖区内的一审涉外、港澳台民商事案件集中由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管辖,故本案应由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管辖。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裁定如下:本案由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审理

典型案例

陈奕雯与王满春均为法国国籍,双方于1989年2月27日在国外登记结婚,分别于1996年1月17日、1999年6月19日生有两子,均是法国籍。

陈奕雯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称:陈奕雯与王满春于1989年2月27日登记结婚,双方婚后感情尚好,现陈奕雯与王满春因各种原因,致使无法共同生活,感情完全破裂。故陈奕雯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依法判令:陈奕雯与王满春解除婚姻关系;王满春承担本案诉讼费等。

一审法院向王满春送达起诉状后,王满春在法定答辩期内向一审法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其事实与理由为:王满春已于2014年9月迁往江苏省无锡市×居住,故请求法院将本案移送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审理。

王满春提交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江苏省无锡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证明》,用以证明其从2014年9月起在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长期居住生活。《商品房买卖合同》载明王满春系江苏省无锡市×房屋的买受人,合同签订时间为2010年4月4日。江苏省无锡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证明》载明王满春系×业主于2014年9月入住至今。

陈奕雯提交了北京×管理处的《证明》、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的《产权证》、北京市朝阳区×社区的《居住证明》,用以证明王满春的经常居住地在北京市朝阳区。北京×管理处的《证明》载明王满春系北京×的业主,从2004年3月12日起已在本小区居住两年以上。《产权证》载明王满春系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的共有权人。《居住证明》落款日期为2015年6月16日,载明王满春系北京市朝阳区×社区居民,居住地址北京×。陈奕雯还提供北京×学校的《学籍证明》,用以证明双方的孩子在北京读书,孩子未成年需要成年人监护,证明王满春在北京居住生活。王满春认可《学籍证明》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

另,一审法院2014年7月审结的(2014)朝民初字第15849号陈奕雯与王满春离婚案中,王满春的居住地为北京市朝阳区×。2015年5月27日,本案一审承办人在北京市朝阳区×向王满春送达了本案起诉书和证据材料。

根据上述证据材料,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满春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无锡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证明》不能证明其经常居住地为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综合北京×管理处的《证明》、北京市朝阳区×社区的《居住证明》、北京×学校的《学籍证明》及(2014)朝民初字第15849号案件中王满春居住地的记载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王满春的经常居住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因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综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审被告王满春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王满春不服一审裁定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北京×管理处的《证明》、北京市朝阳区×社区的《居住证明》、北京×学校的《学籍证明》及(2014)朝民初字第15849号案件中被告居住地的记载等证据均不能证明王满春的经常居住地为北京市朝阳区。王满春现居住于江苏省无锡市×,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应认定为其经常居住地。故王满春请求法院撤销一审裁定,依法裁定将本案移送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审理。

二审中,二审法院前往北京市朝阳区×派出所调取的外籍人员住宿登记信息显示:王满春的住宿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居住状态为“在住”,入住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拟离开时间为2015年12月1日。另查,2013年7月2日,陈奕雯曾以王满春为被告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第一次提起离婚诉讼。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2014)朝民初字第158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陈奕雯的全部诉讼请求。在该判决书中,被告王满春在答辩中称:2003年我们购买了×的房子并共同居住,直到2013年9月17日,双方开始分居。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陈奕雯系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提起的离婚诉讼,请求依法判令陈奕雯与王满春解除婚姻关系等,由于本案系具有涉外因素的诉讼,故本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涉外民事诉讼特别规定确定管辖法院,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涉外民事诉讼篇中没有涉及外国人身份关系的管辖特别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的规定,本案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一般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本案中,陈奕雯于1999年被法国一公司派往中国北京工作,王满春也于2000年7月辞去法国工作,携带两个儿子举家迁到中国北京居住。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的《产权证》显示陈奕雯和王满春为该房屋的共有人。北京×管理处的《证明》载明王满春系北京×的业主,从2004年3月12日办理入住手续。王满春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15849号民事案件答辩中称:2003年我们购买了×的房子并共同居住,直到2013年9月17日,双方开始分居。本案一审法官亦于2015年5月27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向王满春送达了本案起诉书和证据材料。2015年9月24日本院调取的外籍人员住宿登记信息显示:王满春的住宿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居住状态为“在住”,入住时间为2014年11月10日,拟离开时间为2015年12月1日。综合考虑上述证据材料,本院认定北京市朝阳区×应为王满春的经常居住地。王满春关于本案应由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最终二审法院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法律分析

一、夫妻双方都为香港居民的,诉讼离婚内地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

案例一中,张荣兆与梁静均为香港居民且在香港办理了登记结婚,二人的离婚纠纷一案,双方曾先后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提起诉讼,但都因管辖问题而被驳回。20157月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件后双方再次因管辖问题产生争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均有住所,内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当《居住证明》中与生效裁判文书中被告的居住地址不一致时,如何认定二者之间的效力?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居住证明》的证明力明显优于生效裁判文书载明的被告居住地址的证明力,据此认定被告的经常居住地为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因珠海市辖区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由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集中管辖,所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由珠海市横琴新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

二、夫妻双方均为外国居民的,起诉离婚我国法院是否有管辖权

目前我国并无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中国法院对外籍夫妇的诉讼离婚管辖权,各地的裁判标准也并不统一。

北京地区以“外国人在我国是否具有经常居住地”来确定我国法院是否有管辖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参考意见》第四十九条规定“一方或双方在我国有经常居住地的外国人在中国法院起诉离婚的,应予管辖。”案例二中陈奕雯与王满春虽为法国国籍,但二人在中国具有经常居住地,最终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确定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上海地区则通常采用“婚姻双方国籍”及“婚姻缔结地”为标准来确定我国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立案问题解答>的通知》(沪高法立〔2011〕1号)问:关于涉外婚姻受理的范围?

答:涉外婚姻案件主要涉及两个因素:一是婚姻双方国籍;二是婚姻缔结地。其中只要有一个因素不涉外,我国法院即有管辖权,并应按《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法院。如两个因素均涉外,即原、被告均为外籍且婚姻关系在国外缔结,则只有原、被告双方共同选择接受我国法院管辖且确需由我国法院处理时,人民法院才能受理。

针对夫妻双方均是外国公民,办理登记结婚也在国外,再我国是否能够起诉离婚这一情况。目前上海地区的一般做法为,如双方能够达成调解协议的,法院一般会受理,对于不能达成调解协议的,如被告在国内有住所,原告在中国起诉离婚的,人民法院予以受理,若被告在中国并没有住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案例二中陈奕雯与王满春离婚案件如果发生在上海,因陈奕雯与王满春的国籍均为法国且双方的婚姻缔结地也不在中国,如无法证明王满春在中国有住所,上海地区法院很有可能会不予立案或驳回陈奕雯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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